多措并举规避经济下行的潜在风险

  当前, 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变、 变中有忧, 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一些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有所暴露, 并有蔓延之势。如果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有可能会演化成为重大风险, 破坏经济社会发展, 侵蚀来之不易的改革发展成就。对此, 我们必须要增强预见性, 尽早采取对策规避风险。


  “三驾马车” 增长缓慢导致经济下行近几年的投资、 消费以及出口增速都呈现下行态势, 而且至今还未发生趋势性改变, 由此产生一些对经济运行下行引发风险的担忧。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影响, 我国的经济增速开始下滑, 从 2007 年增长 11.4%跌至 2018 年的6.6%。其间, 虽然2009—2010年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并且实施了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 使得这两年的经济增长分别达到了9.4%和10.6%, 但并未根本扭转经济增速下滑态势, 之后逐年滑落。


  经济增速持续下滑是投资、 消费、 出口 “三驾马车” 共同驱动的结果。近5年来,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逐年下滑, 从 2014 年的 15.3%、 2015 年的9.8%、 2016年的7.9%、 2017年的7%跌至2018年的5.9%。5年来, 投资增速下滑接近10个百分点。投资增速下滑主要是投资者对经济前景的担忧, 也有产能过剩企业利润率下降的原因, 还有去杠杆导致企业融资困难的原因。


  消费需求增速也是逐年放缓,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14年增长12%、 2015年增长10.7%、 2016年增长10.4%、 2017年增长10.2%、 2018年增长9%。消费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是10多年不断上涨的房价透支了大多数居民家庭的收入, 只得缩减一些不必要的消费支出。此外, 居民对未来收入增长的不确定性也在约束着即期消费。


  外需同样疲弱, 2014年货物出口增长 4.9%、2015年下降1.8%、 2016年下降1.9%、 2017年出口增速虽达10.8%但净出口额比上年减少了4734亿元。2018年以来, 中美贸易摩擦使我国的出口面临空前压力, 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减弱, 也为未来经济增长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

总体看, 近几年的投资、 消费以及出口增速都呈现下行态势, 而且至今还未发生趋势性改变, 由此产生一些对经济运行下行引发风险的担忧。


  经济下行的潜在风险,稳预期至关重要, 必须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使投资、 消费、 出口增长保持在上升趋势。持续的经济下行容易引发一些风险, 部分风险抵御能力弱的企业会率先引爆, 并传导至上下游企业和金融机构, 甚至跨区域蔓延, 影响国家经济战略的顺利实施, 破坏国民经济的良性运行。


  连续数年的经济下行极易使投资者和消费者形成不良预期, 在理性预期驱使下, 会加剧未来经济增速下滑。民间投资普遍会采取保守态度, 持续观望,以减少投资风险, 投资减少将进一步拉低经济增速,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消费者对未来收入增长预期不良导致在消费支出方面更趋于谨慎, 缩减即期消费以备不时之需。消费的减少使得消费品生产企业微利甚至亏损, 既制约了新增投资, 又影响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出口减少的直接影响是出口导向型企业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衍生的影响是出口导向型企业的上下游产业链、 从业人员以及为这 些企业提供融资的金融机构和民间借贷。如果不能有效抑制出口增速下滑的态势, 大面积出口型企业的破产可能会酿成区域性金融风险。所以, 稳预期至关重要, 必须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使投资、 消费、 出口增长保持在上升趋势。


  经济下行或将引发地方债务风险。2013年以来, 国家为拓宽融资渠道, 盘活社会存量资本,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有关PPP投资的政策。根据财政部公布的统计数据, 截至2018年7PPP 7867个、 投资额11.8万亿元。许多地方的PPP项目投资并不规范, 引进民间资本, 往往需要地方政府或具有政府背景的城投公司出具担保函或承诺书, 将 PPP投资模式转化成为一种地方政府对投资方的负债关系, 在未来的8—10年内还本付息。随着经济增速的下滑, 许多地方的财政收入相应减少, 还有部分地方要靠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才能运转。前期规模庞大的PPP项目投资未来几年集中进入偿还期,如果地方财力难以支撑这些债务, 极易引发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经济下行将影响就业岗位的创造, 使得全社会就业压力风险凸显。经济运行进入新常态以来, 产 能过剩、 内需不足、 外需疲弱一直困扰着我国经济。在煤炭、 钢铁等传统产业淘汰落后产能过程中, 大量的企业员工被抛向社会, 给当地带来很大的不稳定因素。东部沿海地区的出口导向型企业由于订单减少, 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对新增就业需求减少, 甚至裁员, 加重了全社会的就业压力。此外, 每年800多万的高校毕业生, 以及1000多万农村转移劳动力也形成不小的就业压力。由于投资减少, 新增就业岗位不足, 失业率上升在所难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18年各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4.8%—5.1%之间, 其中12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9%。


  由于城镇调查失业率反映的只是城镇抽样调查的失业情况, 并不包括2亿多农村劳动力的失业情况, 所以, 实际的就业压力要远远大于统计数据反映的情况。数量庞大的失业人口不仅造成人力资源的闲置和浪费, 而且给社会造成相当大的就业压力。尽力规避潜在风险转化为现实规避经济下行的潜在风险需要强化宏观政策的逆周期调节, 措施更为积极一些。规避经济下行带来的风险需要建立风险预警机制, 风险预警包括投资、 消费、 出口、 失业率、 汇率、 物价水平等多项指标, 通过综合考量这些指标的变化,前瞻性地采取相应的措施, 使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稳定经济增速需要将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保持在合理的水平, 低于或高于正常值就要采取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加以刺激或抑制。根据历史经验, 投资增速和消费增速保持在15%左右较为合理。过高的投资增速会导致经济过热, 过快的消费增长容易引发物价上涨, 都不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近几年的改革主要在优化营商环境上, 这固然是好事, 符合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的要求, 但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还不到位,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应对经济运行下行的措施和力度应该进 一步加大。在应对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我们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在应对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时, 我们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入新常态以来,下滑, 规避经济下行的潜在风险需要强化宏观政策的逆周期调节, 措施更为积极一些。


  财政政策更加积极一些。政府投资往往有很强的带动作用, 能够拉动民间投资, 而且具有乘数效应, 能够数倍放大初始投资, 有力带动经济增长。政府应加大对基础设施和高科技产业的投资力度, 助力经济发展质量变革、 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 朝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迈进。减税有助于减轻企业负担,激发民间投资热情。近些年来出现了税收增速快于经济增速的现象, 企业并未因经济增长放缓而减轻税负, 通过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减轻企业负担势在必行。此外, 要用好出口退税政策, 出口退税有助于抵消关税上调的不利影响。


  货币政策适度宽松一点。2018年以来, 央行四次定向降准, 引导金融机构支持民营企业和创新型企业信贷投放, 但效果并不显著。目前, 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为14%, 要高于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时 1999年 6%的存款准备金率, 也要高于2007年初9.5%的水平, 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还有一定的空间。此外, 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利率为1.75%,远高于同期美元存款利率0.7%、 日元0.01%、 欧元0.2%、 英镑0.1%的水平, 也有一定的操作空间。另外, 要坚持结构性去杠杆的基本思路, 因企施策, 过 快的去杠杆力度容易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 马上陷入破产境地。


  汇率政策更为灵活一点。根据市场供求, 适度调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适度的货币贬值有助于化解出口放缓的不利影响, 缓解出口企业的困难。最近几年, 人民币对美元呈贬值趋势, 2015年人民币平均汇率为1美元兑6.23元人民币, 比上年贬值1.4%, 2016年人民币平均汇率为 1美元兑 6.64元人民币, 比上年贬值 6.2%, 2017年人民币平均汇率为1美元兑6.75元人民币, 比上年贬值1.6%, 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 2018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度达到6.97。2019年, 我国的出口前景不容乐观,化解美国对我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的不利影响,需要扩大汇率波动范围, 让人民币根据市场变化适度贬值。


  就业政策更为积极一些。就业是民生之本, 必须要把稳就业摆在突出位置。为制定行之有效的促进就业政策, 有必要将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全员劳 动力纳入失业统计范围, 以全面客观反映失业情况。为实现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对 于创业大学生应免除盈利前的税费, 对于不裁员企业给予更高的失业保险返还比例。同时要重视农民工群体的就业, 为农民工提供全方位的公共就业服务。


  地方举债更为规范一些。地方在举债时一定要考虑财政承受能力, 不要为了短期的发展给未来偿 债埋下隐患。PPP项目要符合财政管理要求, 不要利用PPP模式违规变相举债。更不要违规出具担保函、 承诺书, 形成隐性负债。经济金融行为一定要符合监管要求, 严防风险转化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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