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助推新教育改革

  新文化运动与新教育的关系一方面说明,反传统并非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新文化运动突然平地起风雷,而是有其渊源;另一方面又说明,以反传统为基调的新文化运动在建立新的教育体制时,也并非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全盘否定传统,而是斟酌国情,容忍旧制。


  一个重要的思潮或文化运动,其“文本”意义总是深嵌于社会之中,倘脱离其社会背景,无视其后果,便无法正确、深入分析它的意义。但在思想、文化史研究中,人们却总是习惯于把思想家的言论、话语作为唯一的研究对象。这种习以为常的“唯文本”研究,恰恰将“文本”从社会脉络中挖出,使之成为与社会变动和发展完全无关、完全隔绝的“独白”。言说没有背景,思想没有来龙去脉,郢书燕说,自难避免。


  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经常被认为是“全盘反传统”、“只有破坏没有建设”,亦源于此种“唯文本”研究――新文化运动先驱人物确实不乏这类激烈论述。其实,新文化运动建树多多,最直接的一个成果,便是1922年对中国教育影响殊深的新学制的建立。1922为旧历壬戌年,因此史称“壬戌学制”。


  新文化运动在近代并非无源之水,从教会和洋务派创办种种“洋学堂”“新学堂”起,新式教育就开始在中国落地,渐渐生根。但这时只有零星的学校而无全国的学制,直到1904年1月,清廷批准《奏定学堂章程》,时称“癸卯学制”,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以法令形式正式颁布且在全国普遍实行的学制,确立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基本模式和框架,奠定了中国现代学制的第一块基石,此学制一直延用到1911年清朝覆灭,但教育的宗旨当然是“忠君”与“尊孔”。


  但民办现代教育也开始发生,并且突破了清政府的樊篱。如思想开明,且倾向革命的温州乐清人陈乃新1907年就在交通不便、尚属偏僻的家乡乐清兴办了女子中学“明强女学”,学校楹联反映了学校的办学宗旨:“四千年坤纲不开,剧怜园里春秋,黑暗狱间窥日月;二十纪离明大启,齐祝女中尧舜,竞争台上助风云。”妇女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地位是“四千年坤纲不张”,处于“黑暗狱间窥日月”的悲惨境地,这种历史观和办学宗旨,明显突破了清政府的禁令。


  通常认为,将中国历史说成是几千年的“黑暗史”、女性解放、对儒学的批判、对“三纲五常”的批判等,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话语”。然而,明强女学这则女性“四千年”都在“黑暗狱中”的楹联,作于1907年,早于新文化运动。其实,略查历史资料就会发现,从19世纪末开始到20世纪初,在从“改良派”到“革命派”知识分子中,这种观念已相当普遍。1903年,留日学生创办的《大陆》杂志发表“广解老篇”一文,非常激烈地批判“仁”、批判孔孟之道、三纲五常等思想体系。“仁之实为事亲,义之实为从兄,胥此道也,则犯上作乱之事息矣;礼以缚民身,乐以和民气,胥此道也,则人人自由之言息矣”,并沉重地叹息:“异哉夫支那,乃有所谓三纲以钳缚其臣民,钳缚其子弟,钳缚其妇女,何栽培奴性若此其深也!” 1903年,留日学生创办的《童子世界》发表“法古”一文,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列为宗教迷信,把人人平等、父子平等、男女平等列为科学真理,指责孔子说:“孔子在周朝时候虽是很好,但是在如今看起来,也是很坏。‘至圣’两个字,不过是历代的独夫民贼加给他的徽号。那些民贼为什么这样尊敬孔子呢?因为孔子专门叫人忠君服从,这些话都很有益于君的。所以那些独夫民贼,喜欢他的了不得,叫百姓都尊敬他,称他做‘至圣’,使百姓不敢一点儿不尊敬他,又立了诽谤圣人的刑法,使百姓不敢说他不好。”


  从19世纪末到20初,此种批判中国传统的论述举不胜举。本文之所以举明强女学楹联为例,旨在说明至少在新文化运动十多年前的1907年,这种反传统的风潮已吹到远离文化中心的小城乐清。小城乐清如此,在新文化汇集的中心,那些大都市,反传统思潮当更加强大。由此亦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并非平地风雷,并非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而是其来有自,姑不说是“理所当然”,至少是“势所必至”。


  新文化运动促成新学制落地,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了新的教育法令,史称“壬子学制”。新法令废除了小学的尊孔读经,取消了“癸卯学制”中专为贵族子弟设立的贵胄学堂,学制为小学七年,中学(不分初高中)四年,否定了清王朝“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以“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为新的教育宗旨。对道德教育,蔡元培曾解释说:“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无论清末的癸卯学制还是民初的壬子学制,主要内容都是仿效、学习日本的教育制度。


  但是,袁世凯为自己当皇帝复辟帝制,重新尊孔,在教育方面更是先行一步,早在1913年6月就通令恢复学校祀孔典礼。袁世凯及随后张勋等的重新尊孔,是新文化运动的直接起因。新文化运动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价值观念,强调个性解放,注重平民教育,批判孔教。新文化运动想以思想启蒙、文化创新入手改造国民性,进而改造社会与国家,因而格外注重教育,注重“新青年”的养成。旧的教育理念和学制体系,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在这次教育改革中,1914年得到教育部正式承认的“全国教育联合会”和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蒋梦麟任总编的《新教育》起了重要作用。全国教育联合会在1919年和1920年这两届年会中都讨论过学制改革。在新文化运动中影响殊重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Dewey John)和实用主义教育家孟禄(Monroe Paul)先后来华,在全国各地演讲,探讨中国的教育问题,对新的教改也有直接影响。1921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七届年会在广州召开,学制改革为主要议题,广东等10省均提出了各自的改革方案,最后决议以广东方案为基础,征求全国意见。


      1922年9月,北京政府召开全国学制会议,提出新的学制改革方案提交全国教育联合会第八届年会讨论。10月中旬,第八届年会在济南召开,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是会议的重要人物。会议开始,教育部特派员代读了教育总长汤尔和的简短致辞,然后就开始打官腔,完全不提及广东学制改革草案,实际希望联合会赞同教育部学制会议提出的较为保守的方案,至少不要大改。对此,与会代表愤怒异常,大表不满,会议很难继续开下去。这时,胡适发表演讲,严厉批评教育部打官腔,完全不提广东方案,指出联合会也可以完全不理会教育部学制会议方案,直接讨论广东方案。但这样双方无法对话、沟通,终究不成事体。他提醒大家说:“我们为的是要给中华民国制定一个最适宜的学制,不是彼此闹意气;所以我希望联合会的同人,千万不要再打官话了,还是老老实实的根据广州的议案,用学制会议的议决方案来参考比较,择善而从,定出一个第三草案来,把学制问题作一个总结束,呈请教育部颁布施行。”

  胡适的观点,得到大部分会员的赞同,但有些激进者仍不满意。痛骂教育总长和次长当然大快人心,但并不能解决问题。会下,各方密切磋商,寻找解决方案。最后,教育部两位特派员专们拜访胡适,请他斡旋。在胡适的一再劝说下,他们表示教育部学制会议的原案可以修改,并要胡适提出折衷修正案。胡适起草新提案时,巧妙地以“精神上大部分用广州案,而词句上多采用学制会议案”的方法,使“旧瓶装新酒”的新提案获得通过。同年11月1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的名义颁布了新的《学校系统改革案》。


   “壬戌学制”基本参照美国学制,以小学、初中、高中的“六三三制”取代了原来的小学、中学“七四制”。实践证明,这种学制适应少年、青年的生理、心理和学习特点,到现在我国依然实行这一学制。


  壬戌学制没有明确规定教育的宗旨,但提出了七条标准:发挥平民教育精神;注意个性之发展;力图教育普及;注重生活教育;多留伸缩余地,以适应地方情形与需要;顾及国民经济力;兼顾旧制,使改革易于着手。新学制的实质是以儿童为中心、学生为中心,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强调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注重平民教育和职业教育。这七条标准,是新文化运动理念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


  胡适是新学制建立的重要人物,他认为新学制的特别长处在于其弹性,七条标准的第三、五条的精神就是“发展青年个性,使得选择自由”,“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使各地方可以按照各地方的需要与能力,兴办相当的学校,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选择自由。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帅之一、被认为是激烈、彻底、全盘反传统的胡适,却强调在推行新学制学校时,应容许旧学制学校的存在。至少在重要的教育领域,他并非激烈、彻底、全盘反传统。在胡适这种精神指导下,对当时城乡仍大量存在的私塾,教育当局并未以行政力量强行取消。胡适的态度并非偶然,在新文化运动已进高潮的1918年初,这位不遗余力鼓吹新文化的主帅,就对一些乡村学校也不顾条件规范化、城市化办学非常不满,他这样写道:“列位办学堂,尽不必问教育部规程是什么,须先问这块地方上最需要的是什么。譬如我们这里最需的是农家常识,蚕桑常识,商业常识,卫生常识,列位却把修身教科书去教他们做圣贤!又把二十块钱的风琴去教他们学音乐!又请一位六十块钱一年的教习教他们的英文!列位且自己想想看,这样的教育,造得出怎么样的人才?所以我奉劝列位办学堂,切莫注重课程的完备,须要注意课程的实用。尽不必去巴结视学员,且去巴结那些小老百姓。视学员说这个学堂好,是没有用的。须要小老百姓都肯把他们的子弟送来上学,那才是教育有成效了。”这不是非常照顾、考虑、注重传统、习俗和地方特点吗?尤值一提的是,这篇名为《归国杂感》的文章,就发表于现在已被作为“激烈、整体、全盘反传统”、“机械照搬外国”最典型代表的《新青年》上。


   新文化运动对教育影响深远,新文化运动与新教育的关系一方面说明,反传统并非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新文化运动突然平地起风雷,而是有其渊源;另一方面又说明,以反传统为基调的新文化运动在建立新的教育体制时,也并非如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全盘否定传统,而是斟酌国情,容忍旧制。


  从1922年到1949年,这几十年间的外患不断,几近亡国;内战不已,烽火连天;贿赂公行,贪污遍地,腐败不堪。然而,教育却是大雾弥天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足以说明新文化运动在教育领域的成果之重大、建设性影响之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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